构思这个题目时，不由想起了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呀，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星···”。
“秤”，这是我们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器物，从古至今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尽管随着科技进步，“秤”的形式有了诸多变化，但它的原理依然如故。
应该说，每个人从懂事可以交换商品时起，就会开始接触“秤”了。
作为商品流通的主要度量工具，各种样式的“秤”活跃在华夏每个角落，代代相传。
“天地之间有杆秤”，人们不断赋予“秤”的文化内涵：公平公正的象征，天地良心的标尺，一桩桩交易就在秤砣与秤盘的此起彼伏间悄然完成。
在现今的商场、在农贸集市，听到最多的对话皆与“秤”有关：“您给够秤啊！”、“保证高高的”、“我看看秤上是多少？”、“这秤准着呢，不会短两”···。有了电子秤之后，卖家常会指着显示屏说“自己看”。
我国古代的秤，秤砣谓“权”，秤杆谓“衡”。而称重量时,秤砣和秤杆要合在一起使用,故称“权衡”。所以至今还把称重量的器具称为衡器。
从古至今，大大小小的“秤”，每一刻都在“秤”着商品的份量，也在“秤”着人的道德良心。
通俗的说法是：“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运用杠杆原理发明了木杆秤。到了唐代，秤上又多了钱、分、厘等细小单位。七钱为一两，七分为一钱。古人沿用十六两为一斤的规矩，延续了千百年岁月。”
词条上对“秤”的解释比较含蓄，说：秤亦作“称”，衡器。或将不等臂的衡量轻重的器具皆称为秤。战国时已有不等臂衡器。国内杆秤始于何时，尚无定论···。
历史记载中说：杆秤的发展，长期停留在采用绳纽、非定量砣和木、竹、骨秤杆的基础上，并由手工制作。直到20世纪，杆秤的传统结构才有了改变。
世界上最原始的秤，其实物证据（石块砝码）发现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文明遗址，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古埃及人记载中对此也有提及，但却没有发现实物。
在中国，秤的出现也很早。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制造了小型的衡器----木衡·铜环权，用来称量黄金货币。完整的一套环权共十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支战国时的铜衡杆，这种衡器即不同于天平也不同于后来的称杆，但与不等臂天平类似。
据传，杆秤在耶稣诞生前由游牧民族传入西方，被命名为罗马秤。在许多拉丁语作家的著作中，都有关于这种秤的记载。
罗马秤两臂不等，称物端的秤臂较短，且长度固定不变。在称量重物时，移动秤杆另一端的秤锤，改变该端秤臂的长度，直到秤杆达到水平状态时为止。
1670年，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机械设计师洛百瓦尔，将他发明的案秤报送巴黎科学院。这是一种等臂双盘案秤（又名磅秤）。直到现在，洛百瓦尔案秤仍然是世界上使用最为普遍的商业秤。
一则广为人知的传说，认为我国古代的“秤”，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理论家、经济学家范蠡发明的。
范蠡在经商中发现，人们在市场交易商品东西，都是用眼睛估堆猜测，很难做到公平合理，便产生了创造一种测定货物重量工具的想法。
一天，范蠡在回家的路上，偶然看见一个农夫从井中汲水，方法极巧妙：在井边竖一高高的木桩，再将一横木绑在木桩顶端；横木的一头吊木桶，另一头系上石块，此上彼下，轻便省力。
范蠡顿受启发，急忙回家模仿造物。他用一根细而直的木棍，钻上一个小孔，并在小孔上系上麻绳，用手来掂；细木的一头拴上吊盘，用以装盛货物，一头系一鹅卵石作为砣；鹅卵石搬动得离绳越远，能吊起的货物就越多。于是他想：一头挂多少货物，另一头鹅卵石要移动多远才能保持平衡，必须在细木上刻出标记才行。
但用什么东西做标记好呢？范蠡苦苦思索了许久，仍不得要领。一天夜里，他外出观看天象。满天星斗，使他突发奇想，决定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一斤，并给这一器具起名为“秤”，推广到市场上使用。
但经过一段时间，范蠡又发现，一些品德不佳的商人，卖东西时用秤却缺斤少两，克扣百姓。他觉得必须把秤改进一下，尽量杜绝奸商们的恶行。终于，他想出了改白木刻黑星为红木嵌金属星形，并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
范蠡以此告诫经商者：作为商人，必须光明正大，不能去赚黑心钱。并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和幸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不了‘俸禄’；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
当然，还有传说秤是木匠始祖鲁班通过杠杆原理发明的，等等。无论谁发明的，秤这种计量工具便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把1市斤=16两正式法定下来。到了东汉初年，木杆秤应运而生，成为后人创造各式秤的前提和基础。
再到了唐宋时朝，衡器发展日臻成熟，计量单位由“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改为“两、钱、分、厘、毫”十进位制。传统的“秤”被分为大秤、秤杆、司马秤等。
手杆秤也可算作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它制作轻巧、经典，使用也极为便利，
杆秤工匠制作杆秤技术，是口口相传继承下来的。制“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从选材，刨圆，到用碱水浸泡，打磨，钉秤花等多道程序，道道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秤就会有偏差。
制“秤”选用的木杆，须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大多选用柞栎木、红木等上等木料。为了保证木杆不开裂，选好的材料要放在干燥处堆放两个伏天后才能使用。木材经凿、刨处理，加工变成笔直的椭圆柱体，两端再套上金属皮防开裂。
制秤工匠需要懂得一定物理、数学知识。打磨好的秤杆挂上秤盘后定支点，用砝码校验，划出定盘星位置，其余便按此推断重量。
工匠使用一把极为精致的戳子按测量出的记号打眼，一杆秤上有多少星，便需多少眼。一枝承受15公斤的秤要钻近300个眼。打好的眼，再用一段段细金属丝插入锉平，便留下了一个个星点。星点的排列结构也是各位秤匠辨认自己产品的标识。
杆秤的最后一道程序是上色，一般分青黑色秤杆和红褐色秤杆两种。
如今，熟悉手工制秤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打磨杆秤极其耗费时间，岁月便在打磨中逝去，手艺也在打磨中渐渐流失。
很小的“秤”，被叫做“司马秤”，是我国历史上专门用来称量黄金和野山参等名贵药材的小秤。多为乾隆、嘉庆年间十三行的大型商行、药铺拥有。
“司马秤”通常用象牙或坚硬的名贵木料作秤杆，用最稳定的金属铜或玉料作秤砣，而且都镶嵌在精致的盒子里面。客家人有句谚语：“司马秤，司马砣，好老公，好老婆。”从中可见此秤珍贵的程度。
据说这“司马秤”是早年商业文化的一个象征。
从清代到民国初年，广州大商巨贾们都用拥有“司马秤”。他们认为，“司马秤”讲求的不仅是精确，也要求其与称量的货物必须“门当户对”。因为有的一盘“司马秤”价值，甚至贵过其称量的金银珠宝和药材。使用“司马秤”，是大户人家气派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计量法制管理，先后制订了杆秤检定规程和国家标准。在1985至1987年间，国家有关部门对杆秤结构作了一次重要改革，即：将原来的木质杆改为金属杆，从而解决了木质杆的计量准确度受地区及天气影响的弊端，并适应了半机械化、标准化、通用化和大批量生产的需要。
但尽管历史悠久，杆秤因其必须手工操作，一直难以消除计量准确度误差，所以已经退入淘汰之旅。
如今广泛使用的电子秤，属于科学制造的自动化称重设备。它通过传感器的力电转换，经称重仪表处理来完成对货物的计量，最后由显示屏幕以数字方式显示结果。
目前，我国产品标准中列入的十大类衡器：案秤、台秤、地上衡、地中衡、吊秤、皮带秤、料斗秤、检验秤、轨道衡和特种秤，均已实现了电子化。
工业用衡器中的电子产品已占三分之二以上，技术水平比较成熟的静态衡器的计量范围，可以从1微克到800吨，准确度自然受到广泛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