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园鸣谢
泰纳著黄艳红译
按：本文选自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现代法国的起源》（黄艳红等译）“作者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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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21岁的我成为选民，为此我深感困惑，因为我必须选择15~20名议员，而且，按照法国人的习惯，我需要选择的不仅是人，还有理论。按照别人的建议，我可以成为君主派或共和派，民主派或保守派，社会主义者或波拿巴主义者；但所有这类派别我都不是，甚至我本人也什么都不是，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深信自己已然成为某种角色的人。在对各种学说略加了解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中可能有某种空白。在别人看来很有根据的理由，对我却不是这样；我不能理解，为何人们能在政治中依据自己的偏好来作决定。我所了解的那些信念坚定的人，他们构想一部宪法就好像造所房子，凭借的是最美好、最新颖、最简单的图纸，不过这种设计图有好几种：侯爵的公馆、市民的寓所、工人的住宅、部队的兵营、共产主义者的法兰斯泰尔，甚至还有野蛮人的营帐。每个设计者都这样谈论自己的图纸：“这就是人类真正的居所，也是每个有意识的人唯一的居住地。”在我看来，这样的见解很不可靠：我认为，个人的喜好不具有权威性。我觉得，一所房子不能为建筑师而建，也不是为了建房子而建，而是为即将栖身其中的主人而建。
然而，征询主人的意见，将法国人民未来的住房图纸呈交给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表面文章和蒙蔽手法：在这种情形下，答案始终是由问题决定的，另外，即使答案是非强制的，法国也不会比我更有能力给出答案，因为1000万个无知者依然形成不了一种认识。迫不得已之时，人民在要求给出意见时能说出他们喜欢哪种政府形式，但不是他们需要的政府形式；只有在实践之后才知道：需要时间去检验政治寓所是否舒适、坚实、足以抵御恶劣天气，是否适应民风、不同的工作、人民的性格、他们的各种特点以及唐突行径。然而，事实已经证明，我们从未对我们的政治寓所满意过，8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13次拆毁和重建它，但所有重建都是徒劳，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寓所。如果说别的人民更为幸运，如果说某些国家的政治寓所更为坚实并且维系已久，那是因为它们是以独特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它们以最初的厚实坝基为核心，以某个古老的中心建筑为基础，这个古老的建筑历经数次修补，但一直保存着，其扩建也是根据居民的需要，通过反复摸索而逐步展开的。所有这些政治寓所中，没有一个是根据某种新图纸，参照单一的考量尺度而在瞬息间建成的。也许应该承认，要建立牢靠的政治寓所，没有别的办法；须臾之间发明一部合适且持久的新宪法，这个任务非人类思想能力所及。
总而言之，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发现我们需要的那所房子，那绝不会是按照时髦的方法发现的。我强调的是“发现”它——如果它存在的话—而不是从口头上宣扬它。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偏好毫无作用，自然和历史事先已经为我们作出了选择。一个民族所能进入并能“逗留”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并非民族的仲裁者所能摆布，而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即使在最些微的细节上，这种形态也应该以活生生的特性为依据来塑造——它正是要运用到这些特性之上，否则它就会破裂瓦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社会政治形态，那只能是在我们进行自我反省之时，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越准确，便越是能厘清哪些东西对我们是合适的。所以，对于通行的方式，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应该在制定宪法之前审视一下这个民族。当然，这种审视工作比制定宪法的过程要长得多，也困难得多。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尽沧桑而生存至今，为了全面准确地认识它，人们付出了多少时间，进行过多少研究，发表过多少不断修正的见解，在思想和行动的各个领域内又有多少探索、付出了多少经年累月的辛劳！但是，若要避免凭空推理之后的虚妄建构，舍此别无他途，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决心只在对法国进行研究之后，再着手寻找某种政治见解。
何谓现代法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了解这个法国是如何形成的，最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目睹其形成过程。18世纪末，法国经历了一个变体过程，如昆虫蜕皮一般。它昔日的构造解体了，它自己扯碎了最珍贵的组织，堕入致命的痉挛中。接着，在几番抽搐和一阵难以忍受的麻木之后，它开始恢复。但它的构造已经不一样了：经过一次无声的内部改造，新法国取代了旧法国。到1808年，所有重要特征都已最终确立下来：省、区、县、市镇；而其外部的分裂和缝合此后也丝毫未变：教务专约、民法典、法庭、大学、学院、省长、行政法院、税收、税务官、审计法院、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式的行政机构及其主要机关，所有这些都是一样的；贵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每个阶级从此都有了今日我们看到的境遇、趣味、情感和传统。因此，新的创建既稳定又彻底，它的结构、本能和特性事先就已划定其思想和行动的领域。在这个新创建物的周围，其他的民族，无论早晚，都实现了这种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但它们都比法国要谨慎，而且有些民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种缓慢孵化的进程是普遍的，甚至是自发的。
但是，无论是新形态还是旧形态，弱者始终受强者蹂躏。有的民族转化得太慢，它们的邻人却能羽翼丰满地率先从蛹中破茧而出，这样它们就只好受邻人支配了。但转变过于猛烈和迅速的民族同样很不幸，因为它难以达到内部的平衡与和谐，而且，由于其领导机构行为过度，其深层器官发生变异，其维系生命的养料逐步枯竭，因而注定会失去理智，陷人虚弱无力的境地，而它的邻人却更为平衡、更为健康！在法国于19世纪初形成的结构中，它的现代史的一些主要标志线已经勾勒出来了：政治革命，社会乌托邦，阶级分裂，教会的角色，贵族、资产阶级和人民的行为方式，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定向和偏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理解当前的局面时，总会把目光投向旧制度酝酿大革命的那场可怕的分娩危机，以及孕育出新制度的那场大革命。
通过他们的文学、哲学、科学、日记和通信，我们能够重现他们的全部思想，乃至他们的亲密交谈。30年来从公共和私人档案中面世的大量回忆录引领我们从一个沙龙走向另一个沙龙，我们将能身临其境。外国旅行者的信件和日记，则以其中立的描述，修正和补全这个社会的自画像。这个社会会谈论它所关心的一切事务，除了那些它认为当时人觉得乏味和熟悉的东西，除了在它看来太技术化的、平庸乏味的东西，以及那些涉及外省、市民、农民、工人、行政和家务的事情。我打算填补这些疏漏，我想认识法国，而不止是那个有教养有文化的法国人的小圈子。
承蒙毛里（Maury）先生襄助及布塔里克（Boutaric）先生的宝贵指点，我得以详查旧制度最后30年中众多督办、商品税税务官（directeursdesaides）、总包税人、法官、各个级别和各种类型的职员和个人的手稿文献及通信，有关宫廷各部门的报告和记录，176卷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和文稿，1789~1790年军官们的通信，宗教事务委员会数百箱文件中的信件、报告和详尽的统计资料，1790~1799年各省行政机构和市政机构与部长们的94札通信，1801年底在任的国务参事的报告，执政府、帝国和1823年之前复辟时期省长们的通信，以及其他很有意义但不为人知、实际上大革命史学尚未见过的文献。这些文献至少能向我们展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外省小贵族、教区神父、男女修士、城市中的律师、市政官员和市民、乡间诉讼代理人和村庄的管事、农夫和工匠、军官和士兵。这些文献让我们更为切近地详尽观察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如教区神父住宅内部的陈设，修道院和市政会议的内部运转，工人的工资，田野的物产，农民的税负，征税员的工作，领主或高级教士的花销，宫廷的收支排场和礼仪。正是由于这些文献，我们能给出准确的数字，能知晓一天中每小时的工作，甚至能说出一次盛宴上的菜单、复原一个华丽的梳妆台。我们还知道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穿过的裙子的款式，它们按日期标示在纸上；此外，我们还能想象一位农民的衣着，仔细描绘他的面包，说出制作面包所用的各种面粉的名字，并知道一斤面包他需要花几毛几分钱。借助这些材料，我们几乎能够成为那些历史创造者的同代人；通过追踪档案馆中那些发黄的纸张上面的陈旧字迹，我将尝试让这些创造者再度高声陈词。（187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