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古代最早的交通法规《仪制令》兴于唐，盛于宋。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即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令即命令，是根据礼仪制度而下达的命令，带有法律的强制性，这就如同今天的交通法规一样，这就是科目一。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十分完备的时期，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涵盖了民事、刑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规定，同时也包含了交通管理方面的内容，《仪制令》堪称典范。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唐六典·尚书礼部》和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整理编著的《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等典籍中都有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记载，一般常见的有“贱避贵，轻避重，少避老，去避来”
仪制令
“诸司郎中遇丞相，皆下马”“文武官三品以下者拜正一品”等，凡行路之间皆有此交通规则，只是没有用实物立于道路宣示罢了。而且违反《仪制令》者虽不算犯法，但也要受到严格的纪律惩处。比如《唐律》有“诸违令者，答五十；别式减一等”之律文，《唐律疏议·违令》解释说：“令有禁制，谓《仪制令》‘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此是‘令有禁制，律无罪名’，违者得答五十。”
古代交通出行
古代交通规则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是榜刻《仪制令》的开始时期，后唐长兴二年（931）八月枚：“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盖以中兴之始，兆庶初安，将使知方，所以渐诱。准《仪制令》：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有此四事承前，每于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闻见。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各遍下管内县镇，准旧例，于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于要会、坊门，及诸桥柱刻碑，晓喻路人。委本县所由官司，共切巡察。有敢犯者，科违救之斤罪。贵在所为简易，所化万人，既礼教兴行，则风俗淳厚。庶皆顺序，益致和平”
仪制令的主要内容
仪制令的推广和成型宋朝，是榜刻《仪制令》的推广时期，也是其盛行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混杂，有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车类主要有太平车、囚车等；船类主要有官船、哨船、渔船、快船、战船、大小海鳅船（也属官船）等；轿子类主要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牲口类主要有马匹、驴、骡等。面对交通工具混杂、秩序混乱的局面，据《杨文公谈苑》载：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中，大理寺丞孔承恭上言：“《仪制令》有云：‘贱避贵，少避长，重避轻，去避来。’望令两京、诸道，各于要害处，设木刻其字。违者，论如律。应可兴礼让而厚风俗。”太宗问承恭曰：“令文中贱贵少长重轻各自相避，并记，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承恭曰：“此必恭戒于去来者，至相回避耳。”上曰：“不然，借使去来相避，止是憧憧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蚁，焉能一一必相避哉？但恐设律者，别有他意。”文豹谓：“此正教人逊路让畔之意，承恭之说是矣。”终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下诏令于通衢四刻榜记，今多有焉。王称《东都事略》记诏曰：“宜令开封府及诸州，街冲要处榜刻《仪制令》，论如律”。”自此，《仪制令》从京都开封到全国各州各县各交通要道广泛榜刻使用，并由刻在木板上悬挂逐渐发展到勒字刻石立于路旁永久示人，由竖立于县城要道到乡村通衡，以教行人车与辇有序行驶，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法规。
仪制令的实践地----古蜀道《仪制令》在蜀道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是因为古蜀道道路条件相对较差，如果不按仪制令来办事，会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军事急报、政令畅通、使臣出行、物资流转、商贾往来，均取蜀道并依赖于道上交通规则才能确保道路畅通。因此，蜀道沿途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如道路本体、城镇、关隘、寨堡、桥隧、石刻、邮亭驿置、自然景观及民俗文化等。其中，于各条道路沿线节点城镇发现的《仪制令》碑即为这方面的代表，确证了在历史上此项《仪制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贯彻执行，是中国早期的交通法规、现代交通法的维形，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地交通的便捷程度和地理位置的重要程度。
古蜀道
金牛道
《仪制令》是研究我国古代地域交通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实物资料，是反映我国古代道路文化管理程度和礼仪行为的文献记载，也是当地地理位置险要和交通发达便捷的有力佐证。碑文内容中除了“贱避贵”一条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外，其余三条沿用至今，逐渐发展为现代的交通规则。尊老敬长必让道，来往应先后有序，讲究礼让三先、轻重缓急等，充分体现了我国尊老敬老、先后有序、谦恭礼让的古代文化礼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