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国
唐良森
欧建民
刘有才
1950年代的重庆丝纺厂大门。重庆丝纺厂供图
1950年代的重庆丝纺厂商标。
周贤民
公式重庆晨报记者马拉报道
重庆丝纺厂前身可追溯1909年宣统那年，合川人张明金在磁器口投资开办的恒源缫丝厂。1913年，恒源丝厂亏本易主，更名懋源，与旭东、天福丝厂合并，先后用了懋康、善顺等名称。到1937年，更名四川丝业公司第一制丝厂。1956年底，定名重庆丝纺厂。
护厂
著有《磁器口今昔》等乡邦文献的作家唐良森，是原丝纺厂宣传处干事、厂报主编。他1971年顶替父亲进厂，对厂里最早的记忆源于父亲唐玉成。他说：“1909年恒源丝厂创办那年，我父亲出生；1947年，四川丝业公司绢纺厂开办，我出生，我父亲进厂。1949年要解放时，国民党的军呢厂搬到李家沱，就是后来的毛纺厂。军呢厂磁器口的厂址让出来，后来成了丝纺厂的仓库、总务科和木工房。”
当时沙坪坝只有两个地方最闹热，一个是重大那边，学生多；一个是磁器口丝纺厂这边，女工多。地下党搞工运和学运，国民党要抓搞工运和学运的，都喜欢在这两个地方灯晃。
当时重庆反饥饿反内战，唐良森父亲是木工，不懂政治，没参加。“绢纺厂总务科长、工程师刘衍举是地下党员，来木工房找我父亲帮他做一些木牌牌。他不说用处，我父亲也不问。后来父亲在街上看到重大的学生在游行，举着他做的那些木牌牌，上面写着反政府的标语，才晓得牌牌是用来搞革命的，相当于他也参加了。”
1949年10月，刘衍举不知从哪里找到一堆锄头拉到厂里。“他发给我父亲及其他工人，他不能明说怕国民党特务来搞破坏，他只说：我给你们一人发一把，是防止坏人来破坏厂子。厂子破坏了，你们就没饭吃了！一解放他就被调走了，我父亲他们还在磁器口给他饯行。”
解放后地下党员登记，刘衍举夫妻不约而同都去了。“两口子看到对方，都问：你啷个来了呢？原来他们都不晓得对方是地下党员。1938年，中共沙磁区委成立，就在丝纺厂成立了一个支部，还搞起了重庆第一个女工委员会；厂门口有一个裁缝店，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开的。”
唐良森父亲1999年90岁那年去世，1949年磁器口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和听说过曾把农民的锄头发给工人的刘衍举了。
红起
梳棉工出身的欧建民曾任车间主任、总务、宣传科长，他对1950年代的大跃进记忆犹新：“平时是8小时工作制，大跃进时是10个小时，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喝水、上厕所，但机器不关，每个工段都有一个轮流工，作为替补。”
女工陈凤文也记得。她说：“大跃进那阵上班，只有两个班，是6进6出，早上6点进厂，一直干到下午6点下班；下午6点上班的，第二天早上6点下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站起都在打瞌睡，蹲起解手睡着了的都有。”
同样是梳棉工出身的钟正国，曾任厂办主任。他说：“1972年，越南总理要来厂参观，经过一周准备，选工人操作表演，我被选上，给梳棉机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油污擦干净，铁木结构铸铁上‘1909’的字样露出来，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老厂生产的机器，堪称鸿章机。”
欧建民在大跃进时，还当过翻砂工，用木工房按“鸿章机”样子做的模具，做了一台14号机。他说：“14号机不好用，比起鸿章机那些老机器，质量差点，主要是铸件上有气孔。”
大跃进之后是文革。曾任厂宣传处处长的周贤明肯定地说：“文革武斗闹得最凶时，我们厂只停了一天产。当时河对门的肥皂厂朝我们这边打枪，我们还小，正在河边洗澡，听到机枪，赶紧跑回家，把门关起。七中图书馆都遭一颗炮弹打燃过。后来武斗结束，我听我老汉说，上级表扬我们丝纺厂，因为我们只停产一天。”
丝纺厂属于那种永不停转的厂。24小时灯火通明，织绸车间织梭高速来回穿梭，震耳欲聋。厂区道路两边都是车间，中间通道很窄，下雨天打伞，两人相遇，路都走不通。管理上从年初“开门红”，到年中“月月红”、“季季红”，一直到年终“红到底”，一个一个小指标竞赛让工人一直红起。周贤明说：“奖品是玻璃杯、小毛巾、香皂，年终发的奖品要好点，是洗脸盆、水瓶。照现在看，都是纪念品，谈不上是奖品。1978年10月以后，才有奖金，全厂人均8元。”
男工
一般由男工担任的梳棉工，是女工最多的丝纺厂里面最繁重的工种。
据曾任厂宣传处干事的刘有才介绍：一个蚕茧，最外面一层叫蚕衣，蚕宝宝吐丝织自己的小房子时，为了迅速搭起房架，这里吐一丝，那里吐一丝，最外面一层吐得较乱；吐到最后，就是蚕茧最里面一层，叫蚕衬。为了最后加固，这里补一嘴，那里补一嘴，也吐得较乱；蚕茧只有中间那一层，吐得比较老实，是一股一抽就来的丝，可长达几千米。缫丝工序把蚕衣和蚕衬之间这一股丝抽出后，缠乱如麻的蚕衣和蚕衬，作为缫丝余料，就交给梳棉工处理。
梳棉工出身的钟正国说：“他们说梳棉机有点像坦克，三人配合，男上女下。我站在上面，身体以45度倾角向面前的转盘喂料。为了防摔，一根牛皮带勒在我腰杆上，两边髋骨上都勒起了茧子，到现在都还有点硬。”
钟正国的文化水平在车间里算是高的。所以，这位男工还被选去二传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他说：“文革后期，1975、1976年，时兴培养工人理论队伍，大车间一千多人，三个班每个班都要选一个人去厂部学习，我被选去厂里宣传科培训三天，听从川大毕业的理论教员魏淑懿讲课。”
按当时国营大厂的工人传统，凡是读过大学的人，其名字就统称“大学”，就像明朝，大户人家的丫环，统称秋香。“我回去就给工人讲：马克思这样讲，魏大学这样讲。有个老师傅问：究竟是马克思讲还是魏大学讲哟？大家都没听出来，他是在装怪。这个师傅叫段银海，是搞机修的白铁师傅，是个扯客，说话很冷幽默。”
文化不高或说话不幽默的男工，就去用蚕蛹喂猪。钟正国说：“1958、1959年，厂里栽菜种红苕，还产生了一个养猪模范。厂里给他写的发言稿，他照到念都念不会。食堂猪肉一人一罐，一个月一次，假节日还有，是坨坨肉。有一次，肉上的毛都没整干净，我怕吃，让给别人了。”
钟正国姓钟，但当时上班，家里没钟。几千工人，家里都无表无钟。钟正国说：“厂附近的凤凰山，三面都有家属区。解放前，就用桐木梆子敲，叫敲梆上班。后来换成了铁轨，还是叫敲梆。早上6点、下午两点半、晚上11点半各敲三次。敲梆这个人，是临时工，钱很少，20多元，一直敲到1980年代。”
早上7点上早班，6点就敲梆，是叫你准备。“6点一敲梆就要起床。冬天天不亮，6点半背起娃儿就朝厂里走，到处一片漆黑，他在我背上很害怕，我就把他抱起，抱起要费力一些。送到托儿所，再去上班。”
钟是贵重之物。钟正国有一个朋友郭兴荣，家里有一个钟。“他上夜班，家里没人，走之前，就把钟用布包起，放在米坛子里藏起，怕小偷进屋把钟偷了。我后来花16块钱买了一个比目鱼闹钟，花了我半个月工资。”从此，钟家有钟。欲知丝纺厂女工故事，我们下周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