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汉王朝的首都，繁华的洛阳城是整个帝国最大的城市，放眼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来看，洛阳也是少有的大城市。根据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河南尹辖区范围内，“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后汉书》第3389页）事实上，由于豪强势力隐匿了大量的人口，河南尹辖区范围内的人口数量肯定不止此数。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中，董卓把洛阳周围的人民全部强制迁移到长安，文献中称被董卓迁移的人口有数百万之众。这个数字未免有所夸张。前人曾经进行过多种推测，大体上说，东汉洛阳城鼎盛时期是一座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这数十万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阶层。
刘秀画像
第一，皇亲国戚。
从25年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开始，洛阳就是整个皇族生活的中心，皇族是洛阳城中最显赫的群体。光武帝在位期间，以他为中心的家族都是生活在洛阳的。地位最高的就是他的叔叔刘良。由于刘秀之父刘钦早卒，刘秀兄弟由其叔父抚养成人。刘秀称帝后，封刘良为赵王（一度曾降爵为赵公，死后追尊为赵王），刘良并没有到封地去，一直生活在洛阳。刘良临终弥留之际，刘秀专门前去探望，并问叔父还有什么遗愿。刘秀的两个侄子也被封为诸侯王，刘秀对他们关怀备至。刘秀称帝后，手足中仅有姐姐湖阳公主尚在，湖阳公主也生活在洛阳。刘秀对姐姐非常关照，曾经委婉地替姐姐向大司空宋弘提亲。
光武帝的儿子们先后被封为诸侯王，不过这些诸侯王也都没有到封地，而是留在洛阳，一直等到刘秀去世后，他们才陆续离开洛阳。汉明帝的弟弟东平宪王刘苍与汉明帝关系最为密切，汉明帝即位后，刘苍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在朝辅政。后来刘苍多次辞职，获批后离开洛阳到封地去，但他经常来洛阳朝见汉明帝。一次刘苍来洛阳朝见汉明帝，刘苍已经明显发福，腰围见长，日子显然过得不错。闲聊的时候，汉明帝问刘苍居家过日子什么最快乐，刘苍答道：“为善最乐。”汉明帝听后非常高兴，说道：“这句话真是配得上你这腰围！”汉明帝的儿子也都封为王，等到汉明帝去世后，汉章帝特别仁厚，并没有打发兄弟们离开洛阳。汉明帝之子淮阳顷王父子两代都没有到封地里去。
诸侯王按照规定是必须到封地里去的，而公主则不然，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在洛阳。汉和帝时，功臣梁统家族被打发回原籍，但是作为梁家儿媳的舞阴公主却得以留在洛阳。后来窦氏外戚专权，梁家进一步落难，舞阴公主也仅仅是被安置在离洛阳不到百里的新城县。
自汉和帝以后，东汉帝王往往子嗣不继，朝廷为了防备万一，往往会征召宗室子弟留居洛阳。汉和帝去世后，邓太后临朝，汉殇帝即位时才是刚刚百天的婴儿，邓太后下令将清河王刘庆的长子刘祜留在洛阳。果然，不到一年汉殇帝夭折，邓太后下令刘祜即位，他就是汉安帝。后来邓太后为了加强对皇族近支的教育，曾下令将汉和帝的弟弟济北王、河间王子女年满五岁以上的都征召到洛阳，为他们开设了专门的学校。
不仅皇族近支，其他皇族成员也可以留在洛阳。司马彪《续汉书》中记载：“其馀以肺腑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后汉书》第3630页）汉章帝去世后，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借口吊唁而来到洛阳，他甚至得到窦太后的垂青而被留在洛阳。
与皇族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外戚，这些外戚生活在京师洛阳。光武帝的母亲樊氏家族是东汉地位最高的外戚家族，不过由于光武帝母亲早卒，樊氏家族也比较收敛，在京城之中他们并不十分显赫。光武帝起兵之后在南阳迎娶了阴丽华，后来在河北娶了郭圣通，阴、郭两家都是京城望族。虽然郭圣通最终没有能守住皇后之位，但是郭家的富贵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光武帝经常到郭圣通的弟弟郭况家中，“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后汉书》第403页）伏波将军马援马革裹尸而还后，虽然遭受谗言家道中落，但在汉明帝时随着马援女儿成为皇后，马氏家族也东山再起，成为京城豪门。汉明帝执政风格以严明著称，为了防止外戚违法乱纪而加强对外戚的教育，在京城专门为樊、阴、郭、马四家外戚设立学校，教育四姓外戚子弟。
汉章帝时，窦氏外戚开始走出低谷。汉章帝去世后，窦氏外戚如日中天。此后，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窦氏、邓氏、阎氏、梁氏等家族先后显赫一时。不过政治斗争风云诡谲，一旦失势，下场往往很凄惨。汉和帝时窦氏外戚失势，被赶回原籍。汉安帝时，邓太后去世后邓骘父子绝食而死。汉桓帝时，梁氏外戚失势后，家属都被迁到日南郡比景县。汉灵帝时窦武失败后，家族也被迁到日南郡。
第二，达官显贵。
汉光武帝对功臣严加防范，不过只是“飞鸟尽，良弓藏”，并没有“狡兔死，走狗烹”。光武帝对功臣仅仅剥夺其实权，但厚加赏赐，封为侯爵，基本上都生活在洛阳，朝廷重大仪式上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而功臣们都在洛阳建起豪华的府邸，长期定居。比如光武帝功臣之首邓禹，子孙都居住在洛阳，后来他的孙女邓绥被选进宫，最终成为皇后。主动献出河西之地的窦融位居三公，窦氏一门中，“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后汉书》第808页）
由于洛阳是帝都，中央政府百官的府邸也都在洛阳。这些官员在中央任职的时候，有些是带了家眷的。家眷不仅可以相互照应，而且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凭借权势，谋条出路，混个一官半职。班固在被汉明帝任命为兰台令史以后，班超也来到洛阳，谋到了一个抄书的职业。只不过班超没有看上这份差事，后来踏上了远赴西域的征途。晚年的班超再次回到洛阳，他的儿子班勇也随同来到洛阳。不仅子女兄弟可以一同来到洛阳，其他亲戚也可以同来洛阳居住。河南尹田歆的外甥随着舅舅一起住在洛阳，田歆还让他留心寻访洛阳的人才。
不少官员在退休后并没有离开洛阳。对于一些有突出贡献的官员，朝廷还会专门为他们修建府邸供其居住。汉明帝的老师桓荣晚年住在洛阳城中。汉明帝对老师非常尊敬，老师生病了，汉明帝亲自前往探视。著名学者刘昆曾因为给皇族上课而被赏赐了一套住宅。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达到顶峰，洛阳城成为宦官势力的大本营。他们在洛阳城中修起了豪宅，都远远超过了朝廷礼制的规定。汉灵帝经常登上永安宫里的候台远眺，宦官们担心他们的豪宅被皇帝发现，就欺骗汉灵帝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愚蠢的汉灵帝竟然“自是不敢复升台榭”。（《后汉书》第2538页）
对于被罢免的官员，朝廷则不允许他们在洛阳居住。汉安帝时，有着“关西夫子”之称的杨震被免官之后，权贵依然不放过杨震，他们撺掇着汉安帝将杨震赶回老家。杨震走到城西几阳亭的时候，愤而以自杀相抗争。对于这些被罢免的官员，没有朝廷的允许，是不能再回到洛阳的。有一个叫不谦的官员在免官后私自来到洛阳，结果竟然被司隶校尉李暠抓到监狱里拷打致死。
杨震塑像
不仅各级官员居住在洛阳城中，为各级政府服务的属员，也都生活在洛阳城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中可以看到，这些吏员数量相当可观。汉明帝时，京兆人廉范旧日长官邓融因事被抓到洛阳，投进廷尉所属的监狱中。廉范来到洛阳，想方设法当上了廷尉监狱的狱卒，千方百计地关照邓融。
第三，权贵宾客。
权力所在之处，总少不了趋炎附势之徒，他们如苍蝇逐臭一般奔走于豪强之门。东汉初年，光武帝所分封的诸侯王都生活在洛阳，他们的周围自然吸引了大量的宾客。这些人，或者属于“帮闲”一族，陪同王公附庸风雅，文献中多有王公权贵拉拢著名学者的记载，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声望。或者帮助贵族聚敛财富。东汉一朝，世家大族往往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庄园，而且也往往插足商业，这些都需要人手来帮他们打理。更为重要的是，王公贵族为巩固其政治权势，往往豢养大批门客。这虽然是战国时代养士之风的孑遗，但在东汉王朝，这样的养士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权贵所养门客或者成为他们图谋不轨的资本，或者成为他们打击政敌的鹰犬，破坏了朝廷正常的政治秩序。《后汉书·樊儵（shū）传》中记载：“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后汉书》第1122页）《后汉书·逸民传》也记载：“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后汉书》第2765页）伏波将军马援对这种局面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对手下的司马官吕种说道：“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后汉书》第851页）
不仅王公如此，建武年间外戚养士也很普遍。外戚郭况“以后弟贵重，宾客辐凑，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后汉书》第402页）寿光侯刘悝倚仗沛王刘辅的势力，指使宾客刺杀刘盆子的兄长刘恭。光武帝大怒，将沛王刘辅也投进监狱，关了三天。接着，光武帝对王公贵族的养士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帝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后汉书》第851页）“上怒，诏捕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后汉书》第3360页）对外戚的宾客，光武帝也进行了打击。“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馀至贬黜。”（《后汉书》第978页）汉明帝时，也曾借楚王刘英谋逆一案，对权贵宾客进行打击，株连了数千人。不过，只要有权贵的存在，就会有趋炎附势的走狗。
跋扈将军梁冀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专权，他们所豢养的宾客更多，不少人因攀附权贵而封官晋爵。比如外戚窦宪的宾客王调，竟然能官至河南尹。外戚梁冀被铲除后，他的宾客都被罢免，以至于到了“朝廷为之一空”的程度。宦官们豢养宾客也不甘人后，大宦官张让如日中天，“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后汉书》第2534页）至于官僚豪门，也往往豢养宾客。比如号称“四世五公”的汝南袁氏，在京师府邸，经常宾客盈门。“自[袁]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陈寿《三国志》第18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到了东汉后期，袁绍更是“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zīpíng，辎车、軿车，泛指有屏蔽的车子）柴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可以插轴。借指车轮或车），填接街陌”。（《后汉书》第2373页）
第四，富商巨贾。
洛阳不仅是东汉王朝政治的中心，也是天下经济的中心。在班固的《汉书》中提到西汉时洛阳曾经出现过张长叔、薛子仲这样千万级的富翁。但是由于《后汉书》中没有《货殖列传》或者《食货志》之类，经济史的材料相对匮乏，我们无法罗列更多知名富商。但繁华的京师之中，商贾云集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洛阳令周纡就曾将闾里豪强称之为“卖菜佣”，可见洛阳城中的商人的确众多。商人也是洛阳居民的一个重要阶层。
第五，莘莘学子。
相对于西汉，东汉王朝更注重文化教育。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所以在局面稍微稳定一些的时候，就着手在洛阳恢复太学。东汉中后期，虽然政治局势逐渐混乱，但太学依然呈发展之势。太学生的人数一度达到三万人之多！这些莘莘学子，既有豪门贵胄，也有贫寒子弟。后来官至太尉的东汉名臣李固，就曾在太学里学习，而他的父亲李合也官至司徒。东汉后期曾经多次领导学生上书情愿的刘陶，则是出身宗室。著名学者王充来太学上学，他出身贫寒，甚至连买书的钱都没有，靠在书店里看书而成才。东汉后期太学生领袖人物郭泰家境更是贫寒，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除了太学以外，洛阳城中的众多官员也有知名学者，他们在为官之余办起私学，有众多学生。比如著名才子大书法家崔瑗初到京师的时候，师从大学者贾逵，而当时贾逵并没有在太学中任职，显然崔瑗是在贾逵的私学中学习的。《春秋》学者楼望常年在洛阳任职，但从来没有在太学担任任何职务，他的学生有九千之多，可见当时私学规模之盛。太尉李固也没有任职太学的经历，他的学生郭亮显然是在“游学京师”期间向他学习的。李膺也没有太学任职的经历，党锢之祸中他的学生都被禁锢，他的学生也都是在他的私学中向他学习的。当时，游学之风甚盛，很多人来到京师不一定非要拜进什么人的门下，往往是广泛交游。比如著名学者王符，“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后汉书》第1630页）他与这些人的交往，显然发生于洛阳城中。
为了照顾子弟学习，甚至一些学生家属一同来到京师。后来官至司徒的鲁恭十五岁就到太学里学习，他的母亲和弟弟也一同前往。
洛阳的门户之一：汉函谷关
第六，军队戍卒。
洛阳是帝都所在，当然是防备的重心。早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就在洛阳驻有重兵。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洛阳周围更是大军云集。虽然没有具体记载表明东汉洛阳城及其周围到底驻扎了多少部队，比如光禄勋所属各中郎将统领的郎官都没有具体员额的限制，大将军所属的五营部兵额也没有明确记载，在洛阳至少有数万驻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在官制设置中与守卫京城相关的二千石级官员就有一二十人之多。比如光禄勋所属的就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骑都尉等。
除了军队戍卒，从全国各地来到洛阳的还有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的上计吏。秦汉时期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规定地方官员定期向中央汇报工作，称为上计。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地方长官不可能长期离开任所亲自前往中央汇报工作，往往派手下吏员前往首都汇报。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东汉朝廷开始恢复西汉从上计吏中选郎官的制度。这些上计官员，如果汇报得比较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选为郎官，从而留在中央任职。比如《楚辞章句》的作者王逸就是以上计吏的身份来到洛阳，最终被选为校书郎，从而踏入仕途的。这类人士来到洛阳以后，住在各郡国在洛阳的郡邸之中。有一些上计吏长期停留洛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洛阳展开了广泛的交游，成为洛阳城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群体。比如著名才子赵壹就曾以上计吏的身份来到洛阳，他曾去拜访河南尹羊陟。羊陟不肯轻易见人，何况一个小小的计吏呢？于是赵壹就连续多日守在羊陟门口，羊陟不得已接见了他，但依然不愿意以礼相见，躺在卧榻之上。赵壹来到卧榻旁一看，就说道：“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听说您的大名，可我的命怎么就这么不好呢？好不容易见到您，您却已经亡去，阴阳两隔啊！”说完放声大哭，倒是给羊陟一个难看，羊陟不得不以礼相见，而且后来还和司徒袁滂联名推荐赵壹。很多上计吏对重大朝政提出自己的意见，比如汉灵帝时沛国上计吏陈晃，就对国家的历法设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东汉王朝的疆域
第七，各国使节。
随着国力的恢复，东汉王朝的对外交往逐渐频繁起来，大量周边民族政权，乃至日本、罗马等国，都与东汉王朝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他们的使节、质子长期生活在洛阳城中。
早在东汉建立之初，随着匈奴的分裂和南匈奴的内附，不断有匈奴的使者出现在洛阳城中。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单于开始派他儿子到洛阳做人质。后来朝廷规定，每到年底单于派别的儿子前往洛阳向皇帝进贡，并替换回原来做人质的儿子。北匈奴虽然经常和汉朝处于敌对的状态，但也没有彻底中断联系，比如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派使者向汉朝称臣。
东汉建立之初，西域各国想获得东汉的保护，但当时东汉国力尚弱，没有接受。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力的恢复和对匈奴战争的发展，东汉重新获得了对西域的控制权，西域各国经常向洛阳派出使臣和人质。
不仅西域，其他周围各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朝确立臣属关系后，也都向洛阳派驻人质或使臣。比如“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后汉书》第2812页）
周边国家中，较早与东汉王朝建立关系的有日韩等国。当时韩国分为马韩、辰韩、弁韩三部分，从光武帝时期开始，不断向洛阳派出使节。日本当时称为倭奴国，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非常高兴，“赐以印绶”。（《后汉书》第2821页）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向汉朝贡献了一百六十个人，并表示愿意到洛阳朝见皇帝。
甚至远在欧洲的罗马帝国，也向洛阳派出过使节。“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jiào，边界，边境）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第2920页）
无论洛阳城还是洛阳周围的帝陵都是由刑徒修建
第八，刑徒奴婢。
东汉定都洛阳，虽然不是平地之上建新城，但东汉洛阳城和西汉时期的洛阳城相比，还是扩建了不少。洛阳城的建设工作归朝廷的将作大匠来负责。东汉建立之初，洛阳城的具体建设工作，主要靠征发民间徭役。比如建武五年（29年）太学的建设，就是由百姓们协助完成的。“初起太学，诸生吏子弟及民以义助作。”（《东观汉记校注》第9页）从汉明帝以后，洛阳城的建设工程逐渐增加，尤其是宫殿、官府、宗庙等建筑，主要依靠从各地征发的刑徒来完成的。将作大匠的属官有左校令和右校令，本注中称他们的职责是“掌工徒”，这些“工徒”主要的工作就是各种工程建设。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年），一个叫宗整的人在朝廷关于历法的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于是朝廷罚他去左校做了一个月的苦工。很多政府官员犯罪后，往往被罚到左校或右校中去做刑徒。汉桓帝时，魏郡李暠担任美阳令，因为投靠中常侍具瑗，仗势贪残，为害一方，后来遭到弹劾，被“论输左校”。（《后汉书》第1107页）汉灵帝时，东海相韦著“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结果“坐论输左校”。（《后汉书》第921页）尤其在东汉后期复杂诡谲的政治斗争中，一些正义之士纷纷被罚去做刑徒。汉桓帝时，宦官赵忠违规安葬自己的父亲，结果被冀州刺史朱穆发现，朱穆把赵忠父亲的坟给发掘了。赵忠岂能善罢甘休，他到汉桓帝那里告了一状，于是朱穆被“输作左校”。李膺、皇甫规等也都曾遭人陷害而被罚“输作左校”。
东汉刑徒墓地出土砖铭
出身官员的刑徒一般刑期不会太长，也不一定真干多少活，往往经人营救就被放出去了。出身贫苦的刑徒就没那么幸运了，不少刑徒常年在洛阳劳作，最后死在洛阳。建国后发掘的洛阳东汉刑徒墓地，为世人展示了这些刑徒的悲惨生活。他们“平均死亡年龄仅30.18岁。平均死亡年龄如此之低，当与刑徒中存在较多非正常死亡现象有关……其死亡年龄高峰在25~34岁之间的壮年阶段”。而且从他们遗骨上的伤痕来判断，不少人是死于他杀，“这些骨骼标本更进一步向我们表明，许多刑徒在服刑期间惨遭杀害”。（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第181-182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在洛阳城中，生活在悲惨的最底层的民众还有奴婢。汉代社会中存在奴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就曾多次下令释放奴婢。比如建武六年（30年）十一月，“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后汉书》第50页）但是，豪强贵族们巧取豪夺，使得大量民众难以自谋生路，不得不沦落为权贵们的奴婢。就在东汉初年，功臣窦融一家，“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后汉书》第808页）汉明帝时，外戚马家奴婢过千人。汉桓帝时，外戚窦宪“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后汉书》第1182页）关中富商士孙奋的母亲，被窦宪诬陷为他们家看守仓库的奴婢，从而夺取了士孙奋的亿万家财。东汉末年，仲长统在《昌言》中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第1648页）朝廷经常把奴婢作为赏赐，赐给皇亲国戚。汉明帝曾给自己的老师桓荣赏赐过奴婢。汉和帝将自己生母一族迎到洛阳，不仅封侯，还“赏赐衣被钱帛第宅奴婢”。（《后汉书》第1175页）对待宗室，皇帝更为大方。汉明帝曾一次赏赐给东平王刘苍宫人奴婢五百人，汉和帝一次赏赐给清河王刘庆奴婢三百人。一般官僚贵族家中也都有奴婢。
有关东汉刑徒墓地的学术著作
东汉洛阳城中的奴婢有着不同的称呼，比如奴婢、侍婢、苍头、监奴等等。东汉的奴婢一般不用于农业生产，大多是在权贵家中从事一些日常家务。比如在太尉刘宽的家里，一个奴婢因为采买酒食回来晚了而遭到客人的辱骂，而刘宽自己吃饭还需要婢女来服侍。这些奴婢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可以被买卖转送，他们只是主人的财产而已。这些奴婢大多过着犬马不如的凄惨生活，当然也有个别奴婢因为亲近主人而获得主人的信任，进而锦衣玉食，甚至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比如湖阳公主的奴婢，就仗着公主的势力，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无辜。大宦官头子张让的奴婢，也因为张让的权势而家财万贯。
[1]从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以及刘昭的注所引用的文献中可以明确知道员额的驻军有：卫尉所属南宫卫士令统辖卫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宫卫士令统辖卫士四百七十一人，右都候统辖卫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统辖卫士三百八十三人，各宫门卫士总计六百三十九人；执金吾所属七百二十人；北军中候所属屯骑校尉统辖七百人，越骑校尉统辖七百人，步兵校尉统辖七百人，长水校尉统辖七百三十人，射声校尉统辖七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