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县人，东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发明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画家、地理学家、政治家，今人尊称为“科圣”。其出身南阳豪门，早年游学三辅，后入洛阳太学学习。先后任职郎中、太史令、侍中等职。发明地动仪、浑天仪、记里鼓车、指南车、瑞轮蓂荚、独飞木雕等。此外还有天文学著作《灵宪》和数学著作《算罔论》。还著有《二京赋》《思玄赋》《归田赋》，俱为汉赋精品，张衡也因此被视为“汉赋四大家”之一。
张衡复职太史令后，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发明地动仪，于这一时期诞生了。起初很多学者，对他的发明颇多怀疑，直到其成功探测陇西大地震的方位，所有人才心悦诚服。
自此以后，朝廷史官开始依靠地动仪来记录地震方位，可见其诞生之后，绝非摆设。今人有哗众取宠者，质疑地动仪成功探测地震为巧合，发明之后便成了灵台之中的摆设，显然是没有仔细翻阅史书。
可惜的是，地动仪原件已毁，图纸、模型都没有流传下来，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行字的描述。但记录的史家本身不懂技术，对于地动仪的工作原理一窍不通，根本讲不清它的技术细节。
如今我们在教科书中看到的地动仪，是根据著名科技史专家王振铎的复原研究制作而成的。按照王振铎的考证，地动仪的核心结构“都柱”，类似于倒置酒瓶的圆柱体，控制龙口的机关位于都柱周围。然而这件复原作品灵敏度较差，根本不可能拿来测报遥远地区的地震。甚至有中科院院士直言：“在房梁上吊块肉，效果也强于那个仪器。”
▲王氏地动仪的“直立杆原理”动图（图|工业光线）
更多的质疑声音，随后潮涌而来。有位叫雷立柏的外国学者，话说得更难听，明说中国人对地动仪有一种宗教式的崇拜。在他看来，地动仪既然已经失传，就说明这玩意完全没有实用性。时至今日，互联网上也不时冒出“地动仪已被移出教科书”的谣言。
但实际上，早在2005年，河南博物院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成的课题组，就已经复原出了新版本的地动仪模型。新模型采用“悬垂摆原理”，取代王振铎的“直立杆原理”，已真正具有验震功能，得到了大量地震专家的肯定。
▲新版本地动仪的“悬垂摆原理”动图（图|工业光线）
所以，无论从史料记载出发，还是从最新复原来看，地动仪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都是足够的。张衡发明地动仪的伟大贡献，不可磨灭。
的确，张衡并不相信类如“天人感应”这种玄怪之事。东汉时期，图谶这类把戏极为流行。所谓图谶，就是宣扬预言的神秘文字，传说这些预言预兆乃上天下示，将来定会应验。两汉之交，天下曾流传“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光武帝刘秀最终能够登上帝位、再造大汉，与世人多相信这条谶言不无关系。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之二汉光武帝刘秀画像（图|网络）
图谶对光武帝的统治多有助力，因此东汉历代皇帝都对此十分热衷。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许多儒家学者便开始争相研究图谶，学术圈内一片乌烟瘴气。
张衡具有理性思辨的精神，详细研究了许多流行的谶言，发现这些谶言往往相互矛盾，研究解释的学者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自然觉得都是欺世盗名之徒的无稽之谈。他还曾经上书汉顺帝，建议朝廷应该收缴图谶、一律禁绝。
他驳斥图谶的理由十分有力：陛下当年为奸人诬陷，被废除太子之位，后来又成功继位，恢复大统，怎么这些图谶就预料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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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汉顺帝显然并没有采纳张衡的建议。正是因为这次上书，他被部分现代史家赞为“反谶纬的思想家”，好像浑身都是理性进步的正能量。其实张衡虽然自己不信这些玄学，却很懂得利用玄学的力量。
汉顺帝依靠宦官集团上位，因此十分宠信宦官，甚至特许宦官收养别人的孩子作为后人，还允许宦官的养子继承他们的封爵。宦官把持朝政、任人唯亲，还控制了朝廷精锐部队羽林军，连皇帝的安保工作也掌握在他们手中。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朝堂腐败、政事糜烂，与宦官弄权脱不了干系。
张衡虽然擅长的领域在学术，平日很少掺和朝堂斗争，但眼见宦官弄权、皇帝尚未能醒悟，也免不了满腔义愤。汉顺帝一朝，自然灾害层出不穷。有一场京师大地震，导致黎民屋舍崩坏，死伤狼藉，张衡便抓住时机，向皇帝上书谏言。
在这篇上书中，张衡说道：
而阴阳未和，灾眚屡见，神明幽远，宜鉴在兹。福仁祸淫，景响而应，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虽远，吉凶可见……
——《后汉书·张衡传》
意思是说：现在灾异频发，还是神明在示警陛下。发地震之类征兆，显示陛下的权威在下移，有臣子在扰乱朝纲。
张衡上书劝谏的说辞，实际上还是时人相信的“天人感应”那一套。他利用天降震灾做幌子，矛头直接指向整个宦官集团。
汉顺帝本来是个迷信的皇帝，再加上连博学睿智的张衡都这么说，他不可能不当回事。后来汉顺帝着意培养梁皇后家族的势力，希望用外戚势力去制衡宦官，说明他还是把张衡的话听进去了。此后不久，张衡加官侍中，可以出入宫廷，与皇帝一起探讨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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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样一来，张衡就把整个宦官集团给得罪了。宦官们对张衡恨得咬牙切齿，只不过张衡已成为皇帝跟前红人，且又没有太多把柄可抓，一时半会也不知该如何对付。
有一回，汉顺帝忽然问张衡，朝中官员中谁最可恨。在场宦官都担心张衡会提到自己，纷纷对张衡侧目而视。张衡智商很高，眼见情势不对，肯定不敢当面点破。他只得赶忙打个哈哈，用一番无实质信息的妙语先搪塞过去。
可是即便这样，宦官集团依然对张衡大不放心。他们始终担心张衡出入宫廷，跟皇帝走得太近，早晚会成为祸患。于是宦官们在汉顺帝面前极力诋毁张衡。原本一个沉醉于搞发明的大专家，现在竟成了这帮玩弄权术的宦官的眼中钉、肉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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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当上侍中这个职位，本来想着要恪尽职守，结果慑于宦官的谗言，终不敢畅所欲言，心里边别提有多憋屈难受了。他只得将满腹牢骚化作文字，又写下他继《二京赋》之后，又一篇代表赋作《思玄赋》。
在《思玄赋》中，张衡主要说明了“吉凶相倚、幽微难明”的道理。他既害怕谗言中伤，使他罹祸，又不愿自甘堕落，随波逐流。在赋作的结尾，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潜心学问才是他最佳的选择。
只不过，他既然涉足了政治的漩涡，又哪里那么简单就脱身事外。
汉顺帝永和元年(136)，已经五十九岁的张衡，被外放地方，担任河间国的国相。河间国为汉章帝第六子刘炟的封地，此时在位的河间王正是刘炟的长子刘政。东汉时诸侯王封国已与一郡大小无异，因此张衡任职的这个国相，地位等同于一郡太守。
张衡被调任地方，也是朝堂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他远离皇帝，宦官集团放心了；他主理河间政务，真刀真枪地在地方上历练，原本就很器重他的汉顺帝，想必也很满意。
唯独只有张衡本人，没人关心他到底乐意不乐意。他原本只想专注学问，结果阴差阳错变成了一方父母官。最麻烦的是，他接手的还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东汉时期，没有了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压制，地方豪强势力进一步壮大崛起。他们不尊法度，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已经成为东汉社会治理的难题。而河间国这个地方，连藩王刘政本人都带头骄奢淫逸，违法乱纪，底下这些豪强自然有样学样，就更加无法无天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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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自己虽然也出身豪门，但立场向来是站在普通百姓一方。他到任河间，最初豪强们也没把他放在眼里。没想到张衡一改往日儒雅的学者形象，瞬间化身为雷厉风行的政治家，动用霹雳手段，大力整顿河间。他向河间百姓申明制度，四处明察暗访，掌握了豪强们许多违法的罪证。随后他展开收网行动，将一帮奸党缉拿归案。
这一下震惊整个河间，藩国内上下肃然，风气大好，老百姓对张衡交口称赞，自然把他当作青天。然而抓豪强奸党，就犹如打地鼠一般，一帮奸党被抓起来了，另一帮奸党又冒出来了，奸党源源不断，豪强生生不息。
张衡对此很清醒，明白朝廷宦官当道，地方豪强肆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积弊日深，绝不是他在河间这一地搞几年扫黑除恶，就能全部解决的。他在任时尚且除不尽跋扈的豪强，等他一被调任，怕是要人亡政息，恶势力全部卷土重来。
他虽然在尽职尽力地工作，但应该对这份工作的长久意义，始终保持怀疑。在世人看来复杂难懂的天文与机械，在他眼中反倒充满了和谐与稳定。不同的是，政治关乎人心，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为复杂的了。所以政治不会是精确的科学，而更像是不确定的玄学。张衡偏偏不信玄学，只爱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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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间相国任上的第三年，他终于累了，也厌倦了。他向汉顺帝上书请求退休，与此同时，还写下最后一篇代表赋作《归田赋》。全文短小流畅、节奏明快、情感真挚，一反此前大赋的词藻堆砌、华而不实的风格，开后世抒情小赋之先河。
该作描绘的是田园山水的清新景色，表达的是离开污浊社会的归隐之念。最末一句文字，点透了他此时淡泊超脱的思想：
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归田赋》
意思是：只要我置身世人之外，哪管什么荣辱之所在。不难想象，主政河间这三年，张衡该有多么操劳、多么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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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时，日本德仁天皇继位，改年号为“令和”。日本的学者宣称，这个年号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的一句诗“于是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但其实这句诗明显化用了张衡《归田赋》中的“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换言之，“令和”年号，实际上典出《归田赋》。
汉顺帝看完张衡的上书，明白他在河间的不易。不过他没有让张衡退休，而是将他从地方调回朝廷，任命为尚书，继续回到中央尚书台工作。
然而此时张衡年老体衰，老弱的病躯已经容不得他继续为大汉发光发热了。永和四年(139)，张衡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二岁，一代科学与文艺的巨擘就此陨落。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既是画家、雕刻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绘画、建筑、军事工程、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诸多突出贡献。作为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全才，达芬奇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
相比于达芬奇，张衡的博学也不遑多让。他的成就，远远不止前文提及的辞赋创作、天文发现、机械发明。
在数学领域，张衡研究过球的体积问题，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求得圆周率的人；在史学方面，他发现了司马迁和班固所记史实，有多处与典籍不符；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过一幅全国地形图，上面标明了全国山川形势；此外，他还是汉代一流的画家，他想象力丰富，喜欢画一些超现实主义的鬼魅，只可惜这些画作今已不存。
达芬奇当年曾为臭名昭著的波吉亚教皇家族工作，替该家族设计制造攻城杀人的军事机械，在儒家观点看来，难免道德有亏。
而张衡始终洁身自好、为人正直，在朝廷时不依附弄权的宦官，去地方主政时积极打击地方豪强。可以说，张衡不仅是文理兼修的博学智者，也是历史上才德兼备的道德典范。
▲张衡立体浮雕(图|网络)
可吊诡的是，达芬奇死后的欧洲，科技蓬勃发展、工业突飞猛进，最终仗着船坚炮利征服四海，制霸全球；而张衡死后的中国，此后一千多年内，科技始终龟速发展，以致清末受列强欺凌宰割，几乎亡国灭种。
这或许，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三国时代的某一天，魏明帝的朝堂之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高堂隆、秦朗为代表的朝廷高官；而另一方，则是三国时著名的技术天才马钧。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古籍上记载的指南车，到底是否存在。高堂隆等人认为，指南车乃是上古传说，文献不足为凭，真实实物，在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而马钧则认为，指南车应该真实存在过，只不过现在的人不肯认真钻研，所以搞不懂它的原理罢了。
双方越争越激动，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得闹到了魏明帝跟前。魏明帝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感兴趣，便下令让马钧自行试制。
马钧手头既没有资料，也没有模型，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终于利用差速齿轮的原理，制成了指南车。无论车身转向何方，车上的木人始终指向南方。三国时代正是战争频繁的时代，这项发明要是用在烟雾弥漫的战场，自然大有可为。
▲浙江测绘与地理信息科技博物馆内的指南车（图|余杭发布）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指南车不是已经被张衡发明出来了吗？怎么又重新发明一遍？
原因也很简单：失传了。
张衡发明的指南车，已经在汉末的动荡中失传，原件、模型、技术细节，所有关于指南车的资料都消失不见。这距离张衡去世，也仅仅才过去七十多年。实际上，像指南车这样的机械，在历史上多次被重复发明，然后又多次失传。
至于为什么会失传，表面上的原因是社会崩溃导致的战乱。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古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大多只对政治或伦理的抽象的“道”感兴趣，而对技术层面的“器”缺乏兴趣与基本的尊重。在他们看来，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乃匠人所为，非士人应该钻研的。从这个角度讲，张衡实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异数。
对技术和发明感兴趣的人少了，一旦遭遇战乱，人口凋亡、文献焚毁，原先再领先再了不起的研究发明，也必然会失传。张衡许多研究成果的命运，大抵就是如此。
▲浙江测绘与地理信息科技博物馆内的记里鼓车（图|余杭发布）
他写的数学著作《算罔论》，失传了，里面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数学发现，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他发明的独飞木雕，也失传了，据说其动力源来自内部，那究竟内部是什么结构，我们依然不得而知。
他精心制作的星表，记载了多达三千颗恒星，可惜还是失传了，后来晋代人制作的星表仅剩恒星一千四百多颗，晋朝的天文学反倒来了个大倒退。
至于张衡最厉害的发明地动仪，汉朝以后完全失传。
今天，张衡被当做古代杰出科学家的典范，而为中国人熟知。考虑到中国自古人口基数大，所以历史上像张衡这样文理兼修的通才奇才，虽然史料多有遗漏，定然也不会少。
但张衡以及更多类似张衡的奇人，他们的发明发现大多湮没于世，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