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学友介绍在网上看完了《于成龙》这部感人至深的电视剧，“热泪盈匡，清流入心”绝非虚言啊！出于对于公的敬佩，我又听了广播剧并查阅了一些资料，以期对于真实的于公有所了解。
于公，成龙，字北溟，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生，清朝顺治十八年（1667年），45岁抱“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不昧天理良心”的志向入仕。
于公任罗成县为官时，临生命不保，仆从逃亡，盗贼四起之险境而坚韧向前不退缩，堪为儒士。
于公任黄州知府同知时，扮乞丐，入匪窝，揖盗匪，以平民之身份，只身入匪寨，说服刘君孚归降，10天平息一场近10万人的动乱。二平东山之乱时，穿戎衣，立马仗剑，以乡民数千，破贼数万，“手刃四十八人”，堪为勇士。
于公任福建按察使时，冒官场之大不违，重审“通海”旧案，为七千名犯海禁百姓平反。为直隶总督巡抚时，敢当先斩后揍之死罪，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堪为侠士。
于公终年青菜稀粥为食，槐叶为饮，为官二十余年不带家眷，不纳妻妾，官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去世时木箱中仅有官服一套，别无余物，堪为廉士。
于公为救灾民，将仅剩的一匹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尽”。为兴教化，所到之处倡导捐资办义学、办书院，鼓励子弟入学。重审“通海”案时，见犯人多因无食无医而死，便多方募资，以济“犯人”，真乃义士。
于公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利民颇多，化成一方；其在四川合川做过官时，所施行的土地改革比朝廷政策早15年，卓识超前是为能士。
于公逝世后，江陵之“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于公归葬之日，“江南士民万人步行相送20余里。”真不昧天理良心也！
于公之行，非常所能达到，但作为我们却可抱高山仰止，景行景止之心，向往之，践履之，靠近之。
电视剧中未交待其45岁这前的生活情况，我查到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资料，并进行推测，以期能初步分析“陶铸于公之土壤成份”，以期能令今之学友们有所借鉴。
艰苦生存环境的磨砺不可忽视。于公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入仕时是清朝顺治十八年，可见新旧王朝更替，战乱动荡之险世对于公必然产生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于公在最底层更有深切感受。据史载和一些传说显示，崇祯十二年（1639）年22岁的于公在太原乡试中仅考得副榜贡生，后回乡，为接济生活，曾下过煤窑，卖过酒，卖过豆腐，教过书，仅就下煤窑来讲，今天如此先进行管理和安全设备的情况下还不断有几十上百人的事故频出，就不要说于公所处的时代了，想来都有点胆颤；而卖酒、卖豆腐，绝不是今天之座商，而是自己酿自己做，还要挑着担子，走十多里路到集市上去卖，这种苦，这种困，这种战乱不断的时代给于公之身、心、意志、品格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和冲击，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啊！这样看，这样时代，这样命运，赐予的“困苦磨难之体验”真不失为于公人生的重大财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陶铸不可替代。据载于公曾到离家不远北武当学武、医，在离石安国寺读书六年，在太原崇善寺游学四年，在方山县太武镇文昌楼教书三年。其间于公大量的接角儒、释、道、武、医等典籍且向多位博学得道之士学习。安国寺的主持性善是儒、佛皆通的大和尚，他在生活、学闻上给予了于公很多的照顾，于公在大量学习儒家经典积极准备科考之外，也翻阅了一些佛教经典，同时寺院的晨钟暮鼓清净素斋也让于公有了全新人生体验并为其日后俭朴生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方山县于成龙廉政文化园的高清林讲：“于公学武、学医于北武当，从龙门派字辈排序上看于公排在第十辈，道号临清”，其二平东山之乱时年近60却能手刃48人即是为证。
于公在十多年的求学间，结识了儒、释、道、武、医各家的良师益友，对其颇多良益，其中有当时非常有名的傅山，傅山是山西太原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武术家、医学家。
从于公出世后的“志不温饱，誓不昧天理良心”的志向，“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学者要识得道理，从头做起”的治学理念，可见于公其立志之高远，学修之畅达，致用之务实。
由于可见，陶铸于公之土壤，是新旧朝代之艰难困苦的磨炼，更是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
我的老师冯学成先生在《通书讲义》中谈到“当今之中国、华民族需振兴，当重整中国士精神，重育中国当代士阶层”。而于公便是儒士、侠士，义士，廉士、勇士、能士之集中代表。
什么是士？就是以一当十的能人，士就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强人，士就是可居庙堂之上，可隐山林之中的大人，士就是为义可赴汤蹈火，可杀身卫国的正人；士就是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具有浩然正气的仁人。
如何重整中国士精神，重育中国当代士阶层？如何留住中华民族的血脉？如何让国人的精神强大起来？我想答案不言而喻，盼有识之士为民族之责行之。
丁酉仲春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