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群像;译事活动;译者属性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23(2018)03-004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两岸三地百年女性文学翻译史论”(15AYY004)。
一、引言
中国历史上有证可考的译事活动始见于东汉,历经三次翻译高潮: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五四前后的西学翻译。这三次高潮的译事主体皆为男性。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女性翻译活动可追溯至1898年(朱静2007)。到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女性逐渐开始崭露头角;女性文学翻译家在20世纪前20年里以群体形式登上翻译的历史舞台(罗列2011)。自20世纪初至今的百年间,女性翻译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在文学翻译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在当下的港台地区女性翻译家大有独占鳌头之势(穆雷、孔慧怡2002:109)。然而,从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浓重的男尊女卑思想使现代女性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男性始终占据着翻译史的统治地位;大量的女性译者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李永红2009:116)。以至于时至今日,对女性翻译家的专题研究依然薄弱。
由于翻译体裁涉及宽泛的文本和文类,本文所讨论的“女翻译家”是指以女性为主体、译介文学作品、知名度高、有较大影响的译者。本文对女翻译家归属地的界定遵循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生、生活或工作的原则。对于女翻译家的研究涉及生平介绍、代表性译著介绍、主要译事活动的成因和属性等主要内容。鉴于翻译文学隶属于文学大框架之内,笔者按照陈芳明教授对台湾地区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把台湾地区翻译文学相应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日据时期(1921—1945)、战后时期(1945—1987)、解严时期(1987至今)(陈芳明2011:30)。
二、台湾地区日据时期的荒芜之页
历史上,台湾地区日据时期为1895年至1945年间。这一时期充满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导向及活动形态,也是“附属于政治运动的关键时期”(陈芳明2011:30)。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台湾地区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接受日本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教育,大约于20年代初宣告诞生。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知识分子把文学作为政治武器,参与抗日政治运动。在此时期,译者译介外国文学、大陆文学到台湾地区;其形式不拘一格,有欧文汉译、日文中译、中文日译等。其中大部分的翻译文学作品具有睁眼看世界、巧妙表达台湾地区民众对日本殖民侵略者的反抗意识、开启民智、讽喻当时黑暗社会现实的启蒙作用(李诠林2011)。
半个多世纪的日据时期是台湾地区女性文学、女性翻译文学的荒芜之页。1906年,李汉如等台湾地区文化人创办了“新学会”,“汇罗东西学者之演著,择其精华,译其原意,分科立派,作一绍介物”(黄美娥2004)。这样来自异邦的文学作品便逐渐随着新学引介进入台湾地区。然而这样的文学翻译活动中男性占据着绝对霸权地位,日据时期女翻译家的活动记录几乎为零。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侵占台湾地区后所推行的殖民政策,其次便是从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的流弊思想的限制。这阻碍了女性创作空间和进程。叶陶、杨千鹤和辜颜碧霞是目前仅有记载的台湾地区日据时期女性文学的拓荒者。
强势的语言殖民政策使语言传统断裂,给台湾地区文学界与译界带来了严重的创伤。据1930年《台湾民报》介绍,那时除极少数当医生、教员、记者的女性外,女性可从事的职业不外乎电话员、服务生、助产士,以及采茶、编帽、织袜、制草纸、烟草的女工而已。虽有一部分台湾女子前往国外留学。她们中极少人能到欧美,日本成为便捷首选。据统计,在1922年至1941年的20年间,台湾留日女生共计4644人(黄新宪2010)。女子接受完中等教育后,就业面很窄,不少人选择嫁给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子。可想而知,留学女子一般必须具备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才能成行,她们大都出身名门贵族。台湾当地就学人数的不断激增和“入学难”现象的存在导致日据时期女子受教育资源贫乏。这些因素导致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女译者寥寥无几,译作也乏善可陈。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相关文字记载。此外,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进程中的语言殖民政策使得许多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可直接阅读日本书刊及文学作品,日文翻译就显得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日据时期的50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日本文学翻译,女性译者的翻译作品更是寥若晨星。日本殖民者提升军国主义,推行“皇民文学”运动造成了这一文化畸象。
三、台湾地区战后时期的过渡转型
战后初期的1945年至1949年属于重大的历史转型阶段,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地区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对文学界最大的考验便是从大和民族主义的思考调整为民族主义的思考,特别是全新的语言政策给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冲击。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废止日文。文人有的封笔,有的逃亡,台湾地区新文学传统遭逢又一次断裂。(陈芳明2011:34)这一时期,翻译文学亦未见有任何起色的迹象。1949年至1960年期间,在国共内战中失利的国民政府实施以戒严为基础的反共运动,对知识分子展开肃清工作。文学听命于政治权力。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文化上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学界更加便捷地得到西方文化的资讯,台湾地区的文学翻译开始发足。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30年间,台湾地区的文学翻译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70年代以后它开始形成较大规模,并且在原本选择及译文风格上与大陆区别开来。
台湾地区战后第一批浮出地表的女性翻译家大多为从大陆迁入台湾地区的“外省人”。她们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留学海外的经历。这一群体的经历决定了她们对原本选择的高起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台湾地区战后前30年的译著基本上都是对文学经典的翻译。沉樱女士(1907—1988)于1949年赴台,主要精力用于翻译欧美名家的小说和散文。她翻译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自费出版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几乎成为这部名作的中文“定本”,一直畅销台湾地区与海外。林文月女士(1933—)历时逾五载翻译的日本古典文学代表作《源氏物语》被称为“目前华语翻译《源氏物语》的最优秀版本”(单德兴2013:49)。1962年由海外返回台湾地区的胡品清女士(1921—)翻译了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波法利夫人》。台湾地区翻译界“才女”宋碧云翻译了经典名篇《一百年的孤寂》与《老人与海》。因其译作“达”“雅”而且忠“信”于原文而得到林语堂的认可,她得以翻译《苏东坡传》与《武则天传》。
这些台湾地区女翻译家的多重身份与才干使她们能够承载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齐邦媛教授不仅引介西方文学入台湾地区,更是以一己之力推动台湾地区文学的外译。她主编了《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中英对照读台湾小说》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文文学》,还于1972年创办了《当代台湾文学英译》(TheTaipeiChinesePen)这一刊物,把它作为台湾文学“走出去”的“推手”(张淑英2011:50)。她和殷张兰熙合译的林海音代表作《城南旧事》更是台湾地区本土文学英译的典范。胡品清更是把《政战概论》《孔学今义》《上古史》以及《战国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成法文在欧洲大陆传播。此外,诸如白珍、奚密、陈懿贞、黄英姿、杜南馨、吴敏嘉、汤丽明等数位当代女翻译家40余年来不辞劳苦地为台湾地区本土文学“走出去”的事业而默默耕耘。她们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架起了桥梁,她们在翻译实践中的“在场”佐证了我国翻译研究中存在“失语症”偏颇(张佩瑶2012:33)。
四、台湾地区解严时期的蓬勃多元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台湾地区社会文化与文学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点。经济迅速增长,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特别是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开始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开放的生活”(陈芳明2011:38)。台湾地区走出了内战的阴影,而且摆脱了全球冷战的架构。文学界的创作热情高涨,文学翻译也进入多元蓬勃发展时期。台湾地区译界也随着“开放的生活”放眼全球。翻译选题的全面化、翻译出版的丛书化与系列化突出地展示了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繁荣盛况。特别是进入90年代,纯文学、文学名著译丛、大众通俗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等都进入了译界视野。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也开始跳出译介经典文学的桎梏,着眼于各种文学文类的译介。其成就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日本文学翻译一枝独秀。由于历史上台湾地区与日本语言文化的特殊联系,许多台湾人在日据时期就通晓了日语,更有不少台湾人有在日本留学与生活的经历。这为日本文学的翻译储备了人才。台湾地区逐渐形成了阵容较为强大的日本文学译者队伍。这支队伍中活跃着许多优秀的女性翻译家。她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翻译原本的选择和选题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作品涉及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诗歌、小说和儿童文学。在对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中贡献卓越的人是林文月女士。1933年生于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女士,接受日语教育直至1946年,精通日语、法语、捷克语。她历时逾五年翻译的《源氏物语》被称为“目前华语翻译《源氏物语》的最优秀版本”,成为日本文学翻译的丰碑之作;她翻译的平安时代妇女日记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和泉式部日记》和“歌物语”的代表作《伊势物语》都是日本古典文学译介的典范之作。在日本近现代文学翻译方面,1935年出生于台湾地区的朱佩兰女士主要翻译三浦绫子的《绵羊山》和《冰点》。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近30年的刘慕沙女士翻译了吉本芭娜娜的《无情·厄运》和《甘露》,大江健三郎的《换取的孩子》和《忧容童子》,川端康成的《女身》,井上靖的《冰层下》,夏树静子的《床上陌生人》等。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著名翻译者赖明珠女士(1949—)是引介村上春树作品进入台湾地区出版界的早期推手。她业已翻译村上春树作品超过15本,包括《1973年的弹珠玩具》《失落的弹珠玩具》《遇见100%的女孩》《挪威的森林》《1Q84》《盲目物语》《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她还另译有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春琴抄》。赵慧瑾女士主要翻译夏目漱石的作品,如《心镜》《我是猫》等;台湾地区旅日女作家刘黎儿(1956—)曾翻译日本作家下田治美的作品《求爱的人》;何黎莉和丁小艾合译《德川家康全传》;黄玉燕女士(1964—)出版了《川端康成短篇小说集》《三岛由纪夫短篇小说集》、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间》、远藤周作的《婚姻的艺术》等20余本译著。值得一提的是用中文写作的日本奇女子茂吕美耶。她生于台湾高雄,初中毕业后返日,译有梦枕貘《阴阳师》、冈本绮堂《半七捕物帐》小说系列及夏目漱石《虞美人草》等,成为作家傅月庵、导演吴念真感慨力荐的日本文化达人。此外,岭月女士也曾致力于翻译日本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译有《巧克力的战争》《小女超人》《少年侦探》《点子老师》等30多部。
战后在台湾地区成长起来的这一日本文学女性翻译群体不容忽视。她们打破了台湾地区译界长期以来男性译家称霸的格局,成为台湾地区日本文学翻译的中流砥柱,得到岛内外各界的赞许。林文月女士因翻译《源氏物语》获得台湾第十九届文艺奖翻译成就奖,岭月女士曾因在儿童文学翻译方面的卓越成就获台湾文艺协会文学翻译奖、儿童文学学会金龙奖、亚洲儿童文学研讨会追赠台湾文学翻译奖等奖项。其译作与专栏深受读者喜爱。赖明珠女士一直被推崇为村上春树作品的首席译者;日本奇女子茂吕美耶是梦枕貘大师最信赖的中文代言人。
五、余论
作为文学的一部分,翻译文学在台湾地区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地区女翻译家群体以她们独有的情感体悟与独特的女性书写撑起了台湾地区文学翻译的半壁江山。爬梳台湾文学翻译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勾画出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群体从荒草萋萋到繁花似锦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四五十年代来台的老一代女翻译家沉樱、齐邦媛、胡品清、林文月,还是出生在台湾本土的女翻译家刘慕沙、朱佩兰、黄友玲,抑或是活跃于80年代以降的新世代女翻译家邓嘉宛、彭倩文、苏有薇,她们共同打造着女性文学翻译的世界,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架起了一道彩虹之桥。
通过在全国图书书目资讯网(NBINet)搜寻台湾地区世界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图书数量,并观察翻译文学的出版年代,我们得出如下圆饼图。
图1我们可以从该圆饼图中看出翻译文学的出版量与本文分析的女翻译家在这三个时期的成长态势相吻合,即在1950年以前的日据时期基本处于荒芜状态,在50年代到90年代的战后过渡转型期逐渐复苏,在1987年之后的解严时期蓬勃发展。翻译家的生产力与翻译文学出版量呈正比增长。9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文学翻译的多元蓬勃发展也离不开多媒体时代文化传播途径的广泛与便捷所带来的影响。
文学翻译的发展态势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更应该在社会文化语境内考察。王宏志认为,翻译研究者不应该“把翻译看成一项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以原著为中心的文本转译活动”,而应该把翻译活动置于“实际的操作环境以及文化状态”中考量(王宏志2004:82)。
由于受国内获取台湾地区资料渠道不畅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未能涵盖百年来台湾地区女翻译家的方方面面,势必有遗漏之处,也未能囊括从事其他文体翻译的女性翻译家。观照台湾地区女性翻译家群体有助于我们填补我国女性翻译史断裂之沟壑,了解我国整体翻译历史的互动关系,为创建百年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女翻译家译作与其源文及多种平行译本的可比语料库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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