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记和章培恒教授交往的点滴

章培恒(1934-2011)教授。

近来想再研究《长生殿》的创作问题，翻出了章培恒教授所著《洪升年谱》作参考，眼前便呈现培恒兄癯瘦而坚定的面影。尽管他离世己近十年，但当年和他交往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章培恒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至为杰出的学者。他治学严谨，根基坚实，视野开阔，勇于创新。他的《献疑集》《洪升年谱》《不京不海集》等，论证缜密，考订翔实，新见迭出。特别是他作为第一主编和主要作者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蜚声国内外，为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早就知道培恒兄的大名。听说当时有某高层说过：“上海有个章培恒，学问不错。”我们得获纶音，十分想见其人。后来又听说他受到胡风一案的牵连，被冷藏起来。老实说，刊上虽然连篇累牍地批判胡风，掀起一场运动，但那时我还未毕业，涉世未深，很多情况不了解。所以，当听说学问出众的年青人章培恒，也被株连时，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我第一次见到培恒兄，是在“文革”后的1984年。那一年，我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在成员中，除了叶子铭、严家炎、裘锡圭、章培恒和我属于50岁上下的“少壮派”外，其他十多人，都是名高望重的大家耆宿。那时，年纪不算大的培恒兄，显得老成持重，发言直截了当，简短扼要，而说每句话的开头，总会先发出“喔喔”两声，很是有趣。我们开会的地点，是在京西宾馆，门卫森严；晚上，我们除了阅读有关材料以外，一般不会外出。

培恒兄的房间，和我挨得较近。在正式开会前一天的晚上，我便慕名先去敲门拜访了。开始时，培恒兄似有些拘谨，但说着说着，便一见如故了。由于我们都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共同的话题很多。我告诉他，拜读过他的《洪升年谱》，很佩服，但也有些不同看法。他忙问，是哪些方面？我直告，像他认为《长生殿》的自序，是沿用在九年前已写成的《舞霓裳》序，这似不可能，并且诉说了自己的看法。当时，《洪升年谱》名震学界，我以为他会坚持己见。但是，他沉吟半晌，便说：对这个问题，当时的观点，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证实，看看以后能不能说得更准确一些。显然，他并没有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却也意识到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他的直率和谦逊，反让我自觉冒昧，毕竟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我想，学人相处，应互相切磋，互相尊重，实不必客客气气，不必觥筹交错，才成良友。这一晚，我们对着一盏清茶，聊了近两小时，彼此都很愉快。

学科评议组每年都要开会，我和培恒兄，又同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以及由北大安平秋教授主持的“国家高校古委会”委员，需要经常赴京讨论问题，这一来，彼此经常见面。我自知水平远逊于他，很高兴有更多向他求教的机会。1985年，我邀请他到中山大学讲学。他讲了一个下午，讲课时，眼神虽不常和听众交流，但条理分明，不徐不疾，清晰流畅，见解深刻，很受同学们的欢迎。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宾馆看望他，谁知道，他竟一早就离穗返沪了。我吃了一惊，本来是约好在中大居留三天的，怎么会不辞而别？正犹疑间，宾馆服务员送来了他的留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的意思是：由于粤菜太好吃，晚餐时多吃了，晚上腹病难忍，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回上海诊视。又知道我在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方面，都很忙碌，怕我担心、分心，会给我增添麻烦，就不惊动我云云。

原来如此！我有点失望，但当年学术界的朋友，多不讲究虚文客套，所以大家也都不介意。何况培恒兄性情倔强，处人处事，只重实效。所以，我便去信问安，并致谢意了事。

198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在郑州召开中国古代文学讨论会，参会者有一百多人。除学术讨论外，组织者又临时邀请几位教授，对没有与会的师生作几场讲座。而被邀请者是谁、讲的是什么内容，大家互不知道，讲的内容，也都临时决定。

原来，他们请了培恒兄，也邀请了我。我不知道他演讲在先，讲的是对李渔的评价。我演讲在后，讲的内容，也是同样的话题。对李渔的看法，我们之间，并未有交流过。也不知道会在郑州，不约而同，都讲李渔。当然，听众也听得出，我和培恒兄的观点，并不一样。

过了两天，同桌用餐的朋友说起这事，都以为我们在唱对台戏哩！我愕然，培恒兄却嘻嘻一笑，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即便知道，看法不一样，也很正常！如果能引起争论，让听者思考，不是很好吗？我的想法，也和他完全一样。确实，对文学史上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我和培恒兄的判断，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后来我们对《圆圆曲》的评价，彼此也不一样，但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反而加深了互相的了解。我们都认为，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有益的。据知，有些人因在学术上意见相左，便互相攻讦，甚至恶言相向，我们反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

在1990年的夏天，一天，我在家里，忽然接到培恒兄的电话。我以为他在上海，有什么事要和我联系。但电话那边说：“我现在就在中大的大门口，要来看望您，但不知怎样走，请告诉我。”我大惊，培恒兄前来，怎么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又一想，康乐园中，道路纵横，我怎能在电话里说得清楚？于是立刻告诉他，请他稍等，我立刻到校门口接他。放下电话，骑上自行车，便一溜烟飞奔前去。

到了中大的南校门口，只见培恒兄扶着小行李箱，风尘仆仆，在那里东张西望。他患近视，也想不到我心急如焚时飞车的速度，当抬头见到我时，也觉意外。握手后，我立即提起他的行李箱，准备带他到家里走走。他却一手挡住，说“不必了，就在树荫下聊几句”。原来，他知道我当时受了些委曲，心身有点不舒畅，便特地来看望我。在交谈中，他看到我嘻嘻哈哈，一如往昔；知道我天天坚持游泳，载沉载浮，就放心了。彼此聊了几分钟，他便告辞。我又吃了一惊，怎肯放过，一定要留着他吃晚饭。他认真地说，这次来穂，是要参加某校的学术会议。还未到该校报到，争取时间，先来探望，如今见过面了，这就很好！若再晚离开，耽误了报到时间，那边一定会着急，这反不好。说着，拉起行李箱便走。我知道他的性格，属粤谚所云“死牛一边颈”，说一不二，只好陪着他走到公共汽车站。

培恒兄上了车，在窗口向我挥挥手，车就开走了。我望着扬尘而去的公交车，想起了唐诗“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之句，不觉眼眶润湿。虽然，培恒兄和我相叙，只有区区几分钟，但他远道南来，不辞劳倦，这份情谊，却有千钧之重。这几分钟，也让我一生难忘。

1999年，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成立中国文学史重点研究基地，章培恒教授任主任，同时，成立了学术委员会，邀请了罗宗强教授和我参加，我和宗强兄被选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这样，我到上海的机会多了。有一回，基地要讨论有关明代诗文集的选题问题，邀我赴沪。休会时，培恒兄忽然到招待所找我，说一直没空陪老朋友游览上海，今天稍空，要陪我走走。我说不必，他说车子己在楼下等着，我只好从命。

上了车，他问我：“想到哪里看看？”我哪里知道上海有什么地方可看，便请他决定。培恒兄一笑，说他也从未游览过上海，也不知道到哪里为好，小车师傅却给我们出了主意，建议到“东方明珠”参观。培恒兄说，正好，他也没去过，那就按司机的主意办。

到了“东方明珠”，培恒兄到售票处窗口，掏钱买票。我一看票价，吓了一跳，不得了，每张票100元。当时，这可不是小数。我立刻说：不上去了，太贵了，在广场走走就可以了！培恒兄不答应，我只好跟着他登上电梯。透过电梯的玻璃壁，可以看到外边的景色，那景象，就像看垂直的拉洋片一样，也感到自己像腾空而起。

谁知电梯到了塔的一半，便停了下来。游客都要走出电梯，绕塔参观。我们向下望去，市廛尽收眼底，烟云袅绕，楼高如聚，车行如蚁，也颇壮观。看了一会，我说，看够了，下去吧！谁知一到电梯间，外面写着，若要登上顶层，还要买票，票价又是一百元。我说不上去了，下去吧！培恒兄坚决不肯，说不能中途而废，一定要再上到最高层。我拗不过他，他又买了票，登上顶层。走出电梯一看，下面的景色，和在半层看无大差别，只是风更大一些，望得更远一些，下面楼宇，显得更小一些，道路更细一些而已。看了一会，我们也就乘电梯下楼。上海滩的景色，让我开了眼界，卖门票的手腕，也让我开了眼界，心里想，这一回，让培恒兄花了四百大元，实在冤枉！

离开了“东方明珠”，一看天色不早，培恒兄说：到餐厅吃饭吧！想吃些什么，都可以，西餐中餐都可以，只要您想吃有上海特色的东西就行。我知道，上海人喜吃臭豆腐，我说，虽然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但对这东西，我可不敢尝新。培恒兄笑了。我又忽然想起，上海有“阳春面”，这名字很美，广州却没有，想必很有特色，便说：“我想吃吃阳春面。”培恒兄说：那很容易。小车随即开回复旦大学后门附近，他带我走进一家比较整洁的面馆，给我要了一碗阳春面，他却没有要，只端坐陪我。一会儿，店小二把面端了上来，虽然是热气腾腾，但碗里除汤和面，什么也没有，其实就是一碗素面！再一想，为什么叫阳春面？吃着吃着，明白了，这是“阳春白雪”，取其“白”的意思吧！这取名之雅，和广州把馄饨面说成是“云吞面”，可有一比。但云吞面的内容，和它大不一样。这顿饭，培恒兄只花了一块钱。

回到招待所，细想，今天的行程有些搞笑，却很符合培恒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直来直往的个性。不过，其后在上海有机会聚餐，饭桌上凡有臭豆腐时，他便把这像有猫屎般怪味的盘子，转到我面前，熏得我赶紧掩鼻。他嘻嘻笑了两声，便说，我是有意让您习惯的，免得下回让我只请您吃阳春面。我哈哈大笑，当然，始终不敢下箸。但心里想，培恒兄不苟言笑，似很严肃，其实有时又有喜欢打趣的一面。

记得1996年，培恒兄和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真如石破天惊，震动学界，蒙他寄赠一套给我。在京相见时，他征求对该书的看法，我认为，大作以人性、人情作为我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很有新意，道破了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规律。特别是《导论》一章，写得透辟翔实，令人信服。不过，我也说：“恕我直言，其后不少章节，似未吃透或贯彻《导论》所宣示的精神，这套书还未完善。”培垣兄沉吟半晌，也直说：这套书的出版，是匆忙了点。后来，我听人们说，培恒兄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后，立意重写《中国文学史》。这时候，略闻他身体已不大好，但他仍日以继夜，坚持工作，听说他经常不回家，晚上就睡在满地堆着书籍的办公室里。1998年，他在前书的基础上，重新撰成《中国文学史新著》。他又先把上、中两卷寄赠。我翻读了，知道此稿增加了对艺术形式、作者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的论述，的的确确是一本极具开创意义的“新著”。

在1999年左右，我和中大另一位老师出差赴京。抵京后，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彷徨无计，只好打电话给《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李伊白同志，请她设法代找个地方歇宿。李伊白给我们联系上一个公安部门的招待所。晚饭后，我们忽然接到招待所总机通知，有外线电话传入，一听，原来是培恒兄从上海打过来的。他说，过两天，打算召开《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座谈会，邀我“在京办事后，即赴上海参加座谈，不要返粤了”。这一下，我可踌躇了，因为事前，已接受澳门大学的邀请，返粤后即应赴澳，时间冲突，估计无法飞沪。培垣兄听我一说，认为不应失信于澳大，至于我们之间，不妨以后再聊。放下了电话，我心想，培恒兄怎么会知道我住在公安招待所？肯定是先和中大方面联系，知道我赴京，又知道我到京后，会与《文学遗产》编辑部联系，就有可能知道我的去向。他一再跟踪，结果真的找到我了。可见他办事的细心和认真。只是，我却失去了大好的学习机会。

后来，我听说培恒兄患上癌症，很是担忧。过了一段，当我受命和邓绍基教授一起到复旦中文系考核教学活动时，看到培恒兄虽然瘦弱了些，但精神不错，也稍安心。他告诉我，如今每月需要注射一针，与癌细胞抗争；这进口的针剂，非常昂贵，但很有效果。这一趟，我来去匆匆，他也忙于别的工作，未能细谈。晚上，他又匆匆到招待所找我，略聊几分钟，便因事告辞。临别时说：明天早上，不能送行了，将由小谈老师代表他，送我到机场，到机场后，再请我吃早餐；他还打趣说：“机场的餐厅，肯定没有臭豆腐，您大可放心！”我哈哈一笑，彼此珍重而别。谁想到，这是我和培恒兄最后的握手！

到2011年的6月初，我在广州听到了他病危入院的消息。赶紧打手机给小谈老师，请她让在病床上的培恒兄接听。我向他问候，他听得出是我的声音，但回应时，气息微弱，显得十分倦怠，我也不忍让他多劳，只好请他好好保重。过了几天，就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我国学界，从此失去了一位非常卓越的学者。当想起二十年前，他千里迢迢，来看望我，我却无法赴沪见他一面，不觉怆然欲涕。

记得在2003年左右，李舜华博士在培恒兄指导下，从事学术交流工作。她有事和我商量，回信时，我请她代向培恒兄问好。有一天，她在路上遇见他，便转达我的致意。后来，舜华告诉我，章教授工作很忙，很难见得到他。想不到他听到我问候的几句话，便叹息说：“工作太忙，连老朋友也疏于联系了。”她感叹说：你们这一辈老师的交往，不拘形式，却情深如许！

的确，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只要心灵相通，是否各在天之涯，海之角,是否来往疏密，都是无关紧要的。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黄天骥